吴清军 教授，吴清军照片

“就业转型是大势所趋。人力资本的市场结构模式不是单一的雇佣，而是雇佣、合作、自由相结合的多元化模式。”2021年底发布的《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写道。调查数据显示，企业灵活用工的普及程度和深度都在增加；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趋势良好，市场规模、机构数量、从业人员数量均有所增长。中国的灵活就业市场正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根据蓝皮书的定义，灵活就业可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灵活就业形式包括互联网平台就业、传统零工和实习。在此基础上，广义的灵活就业形式还包括劳务派遣、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等就业形式。

这份蓝皮书的主要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磬军近日接受了《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的采访。他指出，数字经济给企业人力资源配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既要支持企业这种灵活的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同时也要考虑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关于平台工作人员伤害的保障，政府部门正在着手解决。各个平台根据自己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模式，也在探索养老、医疗等保险的新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磬军供图。

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灵活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

新京报:今年是你第二次发布蓝皮书。与前几年相比，我国灵活就业有哪些新趋势？

吴磬军:企业灵活就业呈现出从业人数和涉及岗位不断增加的趋势。包括我们常说的“互联网巨头”，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变成外包就业。此外，以前以劳务派遣为补充用工的国企，现在也越来越开放更加灵活的外包用工。

另一个趋势是更受关注的互联网平台的就业。总体来看，近两年员工数量变化不大，趋于稳定。这两年消费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也趋于扁平化，没有新的“现象级”互联网平台出现，所以这类平台的从业人数不会增加太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消费互联网平台带动就业的效果在近期很难有大的突破。

新京报:这些现象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需求的变化？

吴磬军:我最深的感受是，数字经济给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前企业用工方式比较单一，不是正式员工就是劳务派遣，其他用工方式很少。现在数字经济让企业把工作拆解，把很多工作流程和环节外包出去，交给第三方公司或者人力资源公司。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可以外包一些边缘性的工作，比如客服、审计、数据标注等。对于国企来说，比如实现业务数字化，但是缺乏数字化的技术人才，养一个团队成本高。外包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使就业更加灵活。

还有一种情况是，东南沿海很多制造企业都是订单式的生产方式，一拿到订单就开始生产，订单完成后用工需求会大幅度下降，这也创造了灵活用工的需求。企业这么做的动机是降低成本，不是说降低工人工资，而是降低人力资源的持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有发言权。如果工厂给的工资低，工人就会马上去别的工厂。

新京报:灵活就业在中国可以广泛应用。原因是什么？

吴磬军: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科技发展水平，要求企业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更加灵活多样。传统的就业方式和模式比较僵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平台就业和灵活就业确实让劳动者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收入渠道和机会。

但需要明确的是，既要支持企业这种灵活的资源配置，也要考虑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灵活就业带来多种挑战，政策要补齐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短板。

新京报:在保护灵活就业人员权益方面，政策层面有没有相关动作？

吴磬军:此前，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通过促进消费市场来扩大就业。在中央提出的“六保”、“六保”政策中，就业居于首位。最新的政策动向是，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要补齐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短板。交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信部等部委出台了很多政策，保护租车、快递、外卖代理、货运司机等平台从业人员的权益。

新京报:除了劳动者的直接权益，灵活就业还可能带来哪些问题？

吴磬军: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管理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没有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灵活就业人员与企业之间就不会有很强的忠诚度。人员不稳定，人员素质不高，这是最大的挑战。目前企业对外包员工的管理基本是a 空白区。例如，帮助他们提升技能，给予他们职业晋升等。这些管理的缺失也限制了弹性员工的发展空。

此外，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职业中，基于算法的管理也可能给灵活就业人员带来不平等待遇。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所有员工都是平等的，但如果算法歧视某些员工，比如给从多个平台接单的员工发送质量差的订单，员工与平台谈判的权利就相当有限。从平台的占比来看，员工相对于平台也缺乏话语权。

尊重劳动者在市场上的选择，平台劳动者保障正在酝酿新的解决方案。

新京报:即使存在这些问题，灵活就业也成为很多劳动者的选择，甚至出现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厂”的现象。为什么？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吴磬军:对自由奔放的工作的追求和向往，并不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专利。事实上，自从劳动力市场建立以来，每一代年轻人都在追求自由、不受约束的工作方式。

我个人的看法是，年轻人更喜欢送外卖到工厂:第一，尊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政府干预市场太多，反而破坏了市场的基本规则。第二，互联网的红利正在逐渐消退。目前，年轻劳动力已逐渐回归传统就业模式。当年轻人当骑手、快递员得不到预期收入时，自然流向收入更高的工作。第三，政府要引导制造业改善工作条件，改善工作条件，增强制造业岗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担心年轻人去平台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制造业还想低成本获取劳动力资源，改变现状是很难的。只有不断改善制造业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条件，才能改变年轻人工作流动的问题。

新京报:近期一名外卖骑手意外身亡，引发了人们对灵活就业人员个人权益保护的关注。政府和企业需要什么？

吴磬军:关于平台工人的伤害保护，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目前，工伤保险已经在广东、浙江、四川试点。从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平台工作人员的保险不再捆绑在一起。在劳动关系的就业模式下，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捆绑在一起。这次工伤保险打破了这种制度设计模式，单独为平台工作人员设计了类似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这是政策上的巨大突破。

第二，各个平台都在根据自己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模式，探索养老、医疗等保险的新模式。比如滴滴正在探索按照第三支柱的制度模式，设计司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将为未来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提供很好的借鉴。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向孙文轩承诺

编辑白校对薛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