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一生，当兵的真实经历

《红灯记》里的主人公李玉河有一句话：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我也一样，有十八年从军的经历，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能够从容应对，不被生活的磨难击倒。

1980年，我从地方直接考入军队院校，三年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工程兵部队担任排长，一年后调到团政治处当书记，几个月后被提拨为政治处组织股副连职干事，从青年干事、组织干事一直当到组织股股长。1992年部队撤编后，又任新组建的工程兵训练大队学兵队教导员，1997年从部队转业到国家机关工作，从主任科员、副调研员、调研员到处长，2019年从副巡视员岗位上申请提前退休。

刚毕业分配到部队时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八十年代，部队对我们这样从地方直接考入军校任职的干部有个专用的称呼，叫“学生官”。营里的教导员是1965年入任的老兵，他就在干部大会上讲，“别看你们军校毕业，有点文化，其实你们只有一只手，实际带兵经验根本不够!”

这是野战工兵团，有两个道桥营为和一个筑城营，后来在整编中又纳入了伪装营。我所在的二营是道桥营，连里两个排都是机械排，而我所在的三排是工兵排。部队里对工程机械操作手的训练比较重视，只有在冬季工程机构都封存了之后才偶尔进行一些工兵科目训练。战士们第一选择是学习汽车驾驶，最不济也去学习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之类的工程机械操作。

工兵排那些地雷、爆破等专业没多少人重视，平时也不怎么训练，而且人员也不满编，编制三个班只有七班，八班九班只有每个新兵下连的时候才能，不久之后又纷纷给调到其他排里去学习工程机械操作了。

本来就只有一个班，还有正副班长，排长看上去有点多余。而且班上还是与我同年的兵，入伍时间比我还早，他是79年底入伍，算80年兵。而我是80年9月才考入军校的。别的班都训练机械操作了，三排（只有七班）没训练，但也不能闲着，就干一些打杂的活，比如修修破损的围墙，垒垒猪圈啥的。

正因为如此，人员管理难度还是很大的。工程兵部队算是技术兵种，平常本来就比较散漫，不如步兵那样正规、严格，加上又没学到什么技术，成天就是打杂，虽然只有一个班，人员思想还是挺复杂的。因为班长与副班长不怎么团结，班里七八个人也分成三派，有的跟班长走得近，有的跟副班长走得近，另外还有一波跟着一个80年的老兵。

我刚从学校出来，在军校里早已习惯了正规有序的营区生活，就想着把部队纳入正轨，纠正部队的散漫 习气，结果效果却不怎么理想。那时我刚过20岁生日，班里许多战士岁数都比我大，他们并不怎么服气我。在我对他们不请假私自外出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总是百般抵触，甚至对我还有意见。连长指导员好像对我工作也不大支持，在他们眼里三排就是彻底被边缘化了的，只要别出什么事就行，至于其他方面能过去就过去。

在苦恼之中，我给军校里的一个教员（跟我是同乡）写信反映了我的情况，他回信耐心地开导我，说军统特务头子沈醉思想够顽固的吧，可是在战犯管理所经过教育和改造，成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人，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战士再怎么着也不会比沈醉还差吧？还是得多讲究工作方法，学会做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

阅兵式后与战友合影

听了教员的话，我还真的买了一些思想政治工作的书来学习，同时注意了解战士们，跟他们交朋友。没事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玩，下下棋打打扑克等。只有他们把我当朋友了，我说的话他们才能听得进去。平常那些老班长管理部队简单粗暴，一打二吓唬，可是战士们偏偏就吃那一套，我讲道理没人听，原来是差在感情方面，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始终与他们有距离。在我有了一些改变之后，战士们也慢慢地接纳了我，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跟我说，我给他们的一些建议他们也能听得进去了。

就在带兵方面刚摸出点门道的时候，第二年八月，我就被调到了团政治处当书记，年底又被调到组织股当了副连职干事。

当排长的时候，由于只有一个班，有班长副班长，确实没多少事做，许多事都是我自己找的。闲的时候我就看一些文学方面的书。我一直都有一个作家梦，在军校的时候就自费报名参加了一所地方大学函授学院中文专业的学习，这时候又重新捡了起来，就算当不上作家，至少我可以调到政治机关工作。

在我调组织股当干事不久，我所在连队的指导员也调到了组织股当纪检干事，我当青年干事。机关的好处是可以有自己的宿舍，不用像在连队当排长一样与战士们挤在一张炕上。但是两个人一间宿舍，我就与我的指导员住一间。没事的时候两个人就躺在床上天南海北地聊天，聊部队的事，聊家乡的事。

政治处战友在前线合影

政治处主任是1965年入伍的，原先是军区工程兵组织处的干事，文字功夫很好，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甚至有些苛刻。而且他批评人从来不讲情面，干事们都很怕他。主任喜欢每个人都努力工作，没事的时候多学习，给自己充电，八小时之外也是这样。机关都是平房，宿舍与办公室紧挨着，主任的办公室就在我们宿舍的前面一排。下班之后他也经常在办公室加班或者看报纸，他希望我们也和他一样看书学习。有时候工程兵大院广场上放电影，我们就偷偷跑去看，怕主任知道，就故意把宿舍和办公室的灯开着，让他觉得我们都在学习。

我所以能写点材料，除了高中时那点中文底子之外，全是让主任给逼出来的。1985年整党工作中，我被抽到整党办公室工作，负责编印整党简报，并起草团党委集体对照检查、整党工作总结。草稿完成之后，主任不给改，让我拿到常委会上去念，几个常委坐在会议室听我念，念到某处有人觉得不太合适，就让打住，说此处应该如何如何修改。我记下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改再去念。

平常基层连队典型经验总结和年终工作总结材料，那就不用拿到会上去念了，草稿完成之后主任会给改，或者指出欠缺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反复多次修改。那时候没有电脑，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剪剪贴贴就成。每份材料写完之后得工工整整地抄一遍，送给主任审定。然后再按照主任的意见再改、再抄、再送，一份材料往往要反复多次。有时候材料要得比较急，甚至进行流水作业，我写，然后主任请作训参谋帮着抄，因为他的仿宋字很漂亮，干到半夜主任会从服务社弄来午餐肉和方面面之类的给几个人宵夜。

我的指导员当了股长之后，我们配合得就比较好了。一般是我先搭架子，出观点，他再住里添加事例，因为平常他下连队调研多，掌握的情况也比较细。两人合作，出来的材料就显得比较丰满，有血有肉。

1987年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赴老山前线轮战。这时我是组织干事，除一起草轮战政治工作指示和做了典型事迹宣传、以及后来战评工作、轮战总结等文字工作之外，也深入到一线连队蹲点，帮助连队干部做一些工作。

老山前线12号界碑阵地

我去了我的老连队，他们在扣林山负责修造一条急造军路。连长是我军校的同学，毕业时他是一排长。这时候我们在军校学的地雷爆破等专业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修路的过程中经常会碰上大石头，这时候就需要爆破，可是部队战士基本都不太懂爆破知识，只是在我俩指导钻孔。我和连长亲自动手，布孔、计算装药、制作点火管、装填炸药，爆破完成之后再用推土机等工程机械作业。

在轮战中，我荣立三等功。就因为这个三等功，我才能在转业时进京安置，进了中央国家机关，这是后话。

1990年，在熬走五任股长之后，我终于被任命为组织股股长，先是代理。我的指导员这时成了政治处主任，他在战前从组织股股长位置上被提拨到二营当教导员，部队回撤归建后不久就又被提到政治处当了主任，仍然领导我。

就在这年年底，因为结婚的事，我跟这个主任闹得很不愉快。年底照常要进行年终工作总结和安排下一年度工作。12月3日，团里召开常委会，我负责做记录。老家谈了两年的对象这时候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登记结婚必须要我回去一趟，照结婚登记照，办理结婚登记。

我向主任请假，他同意了，让我10号归队。但4号还要接着开会，主任说让我接着参加会议，让组织股一个姓杨的干事去帮我买票，买到票我就走。4号又开了一天会，杨干事说没买到票，我让他呆在车站别回来，晚上7点后会卖第二天的车票。主任按照会上的意见要我起草一份年终工作总结计划，我这时心思早已不在这儿了，就让另一个姓王的干事给弄一份计划。因为计划并不复杂，往年的工作计划都在，参考过去的弄一个就行。

5号早上起床，我还要犹豫要不要回去，因为10号就要回来，那会儿也没什么高铁，坐绿皮车路上就得十多个小时，往返两三天时间就过去了，掰着指头满打满算在家只能待两天。一会儿王干事来敲我宿舍的门，说主任让我上办公楼去。我心里不点不高兴，就让他回去对主任讲，说我已经走了。

不一会另一个王干事又来敲门，说主任让我到办公楼去。我一听就火了：不是说我已经走了吗？原先还有点犹豫，这时我也不管了，哪怕在家待一天我也得回去。正在这时杨干事打来电话说票买到了，是过路车。我立刻收拾行李准备奔火车站。

正在这时，主任一脚踢开了宿舍门，对我吼着，他们两个干事没找着你？我说找着了。主任嗓门又提高了两个八度：找着你了为什么不上去？！还让两个干事都说瞎话！我知道他是因为对王干事弄的总结计划不太满意，要我新亲自上手弄一份。我也火了：你3号就批了我的假，今天都几号了？到底让我回去还是不让回去啊？

主任摔门气冲冲地走了，我也不客气，拎着行李箱跟在他身后大摇大摆地也跟着走了。后来他也转业去了另一个国家部委，最后做到了机关服务中心的副主任。不过那件事一直在我心里留下个疙瘩，偶尔见个面也就是表面客客气气打个招呼，完全没有一个连队出来、一块在机关住过一间宿舍的样子。

1993年，部队再一次精简整编中给撤编了，只保留一团部机关和直属队，与军区工程兵教导队合编组建了工程兵训练大队，我在一个学兵中队当了教导员。

到这时候，我才算真正带兵。当然学员都是短期培训，与连队的兵还有些不同，没有连队那么多事。教导员虽然是营职，但一个中队也就百十号人，基本相当于做连队指导员的工作与机关工作比起来，操心的事要多不少。基层干部常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而且熄灯了也不能安逸，不定有什么事等着你。

与学兵队助教班长合影

炊事班有个山东兵，班长对我说他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干活一点不积极。而且班长无意中看过他的日记，他总是怀疑自己心里想什么别人都知道，我感觉有点不大对劲，就对炊事班长说这个兵能干多少干多少，别太勉强他，别太逼他。

直到有天晚上，部队都熄灯就寝了，炊事班长忽然敲我的门，说那个兵不见了。我吓得一激凌，立刻穿上衣服起床，安排人员到驻地附近去找。这半夜三更的，要是出点什么事，掉到水塘里淹死了，或者在马路上让车给撞了，那可怎么得了？最后总算在火车站附近把他给找了回来。

第二天我和炊事班长亲自送他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因为我怀疑这个兵精神上出了问题。医生听了我们介绍的情况，说他这种情况叫做“内心被揭露”，是典型的精神病症状，并立刻安排他住院。回到部队后我马上向大队领导汇报了情况，建议对这个兵做提前退役处理。部队联系了他的家人，并很快办理了提前退役手续，他哥亲自来部队把他接了回去。

1997年，听前面转业的战友讲，35岁以下、营以下工作比较好安排一点，我一看自己已经34岁了，就向大队提出了转业的申请，大队很快便批准了我转业。家里人还不大同意我转业，我耐心给他们解释，说这就是个团级单位，挣死了到正团，再往上没地方去了，因为军区司令部团级以上直属单位就有九十多个。等到四十多岁时候部队也不留，地方也不愿意接收，那时会更难受。

到地方之后，开始分配在机关下面的一个直属事业单位宣教部工作。宣教部部长也是从部队转业的，是74年入伍的老兵。他对我说地方上人际关系很复杂，要多听、多看、少说。好多年里我一直记着他的这六个字，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新兵，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对单位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从来不去掺合，也不发议论，就算有人对我说什么也只是听，不发表意见。

后来调到机关工作之后也是如此。很多领导对我的印象就是人很本份、很老实，话不多，还能写点东西。只是后来在住房问题上因为房改办实在太不公平、太欺负人了，这才忍不住向领导上反映了问题，但也始终坚持按照程序逐级反映，而且不因为个人问题影响工作。

到地方调研工作

2017年，参战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再一次上了一趟老山。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向烈士纪念碑献了花圏，我想寻找牺牲在那里的战友，陵园的负责人问清了战友的名字和籍贯，很认真地帮我查找了半天，结果却没有。后来他们再次问我是什么时候参战的，我说是87年参加轮战的。这时候才明白，陵园里安葬的都是自卫还击作战和84年收复老山时牺牲的烈士，后面轮战中牺牲的烈士都回原籍安葬了。

在烈士陵园，看着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战友照片，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心里平静了。真的，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实在算不得什么，对比牺牲的战友，我活着、而且不缺胳膊不少腿、健康地活着，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