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诚信度中国最低？14所大学师生自筹经费推翻科学杂志论文

“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可以进行复制实验。”

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一项题为《全球公民诚信》的研究，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最后。衡量诚实的唯一标准是找到钱包后是否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失主。这个结论引起了反对和质疑。

一个由200多位学者组成的“行为经济学”交流小组，因此“炸”了锅。远在大洋彼岸的“群主”张琦发起了“群”复制研究的倡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倩是第一个做出回应的人。除了张琦，国内14所高校的100多名师生也以滚雪球的方式最终加入。

2023年7月，这项历时4年的研究正式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研究表明，虽然中国丢失钱包的“邮件回复率”为27.4%，但“钱包找回率”为77.8%，集体主义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和合著者杨倩告诉《中国科学报》，正是团队的韧性和凝聚力才能够为中国的诚信“正名”。的确，很多作者还是“网民”。为了尽快与科学对话，告诉世界真实的中国，他们没有时间申请经费，整个研究全靠“自筹资金”。

图1显示了作者团队。

图2至图4显示了参与调查的学生成员。

还原真相

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失主的邮箱地址，你会通过邮件联系对方吗？

密歇根大学的阿兰·科恩(Alain Cohn)等四位行为经济学家在全球40个国家做过相关研究。他们让研究助理把钱包交给酒店、银行等公共机构的员工，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公民的诚信程度。

2019年6月，《科学》杂志发表了这项研究。在所谓的“信用排名”中，中国排名倒数第一，排在肯尼亚、秘鲁等国之后。

2019年6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截图

与现实相悖的结论和对“诚实”的狭隘定义使研究陷入巨大的质疑。20多个国家的媒体报道了这项研究。

浙江大学教授周和清华大学教授孙亚成给《科学》杂志发了电子邮件。他们认为，该研究的结论是基于单一和西方的视角，没有考虑到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

遗憾的是，《科学》的编辑并没有对缺乏实证数据的“反驳”给出实质性的反馈，甚至关闭了论文的评论区。

一个有200多位学者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也在激烈讨论中。“群主”美国欧大学教授张琦坐不住了，干脆发起了重新探索科恩等人研究的倡议。

率先响应的也邀请周加入调研组，孙亚成也随后加入。很快，团队聚集了浙江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14所高校以及美国欧大学的学者。

“要还原真相，纠正对中国诚信的误解，必须拿出完整严谨的研究，这也是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杨澜说。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除了探索科恩等人的研究，他们还增加了“钱包找回率”作为公民诚信的额外衡量指标，并在事后对员工进行了回访调查。

研究发现，如果用“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诚信”，结论与Cohn等人的结论相似，但中国公民的“电子邮件回复率”远低于77.8%的“钱包回收率”，这说明公民的诚信不能用“电子邮件回复率”这一单一指标来衡量。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地区集体主义指数呈正相关。

换句话说，评价“诚”，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影响。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被动地为主人保管钱包”；在个人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主动联系钱包主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

挑战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这个连专项经费都没有的团队来说。但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开展“丢钱包”实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尽快与科学对话，真诚地为中国公民“正名”，他们来不及申请专项经费，干脆在入团时“自带干粮”。

不久后，他们自发招募了数百名参与调查的中外学生。为了减轻资金压力，老师们还主动提出负责实验所需的相关投入。

周、和孙亚成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该研究提供了大力支持。杨倩的第一个国家试点项目受益于该基金的“承包责任制”政策，这给了他们更大的研究自主权和积极性。

为了弥补Cohn等人的研究缺陷，需要在复制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实验，这也是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

“那时候我们几乎从早到晚都在争吵。”杨倩笑着说，为了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优势，他们充分讨论了每一个细节。

对中国观察员的介绍是在激烈的争论中产生的。

在Cohn等人的设计中，国外的研究助理把自己“捡到”的钱包交给职场员工后，只能简单说明一下，然后马上退出。但最终如何处理钱包是无法得知的，国外的研究助理也不一定能准确区分员工和客户。在一定的心理压力下，他们没有时间记录关键的环境信息。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本土的研究助理作为隐蔽观察者，但这也意味着可能会影响钱包的处理结果。

最后，他们决定将研究分成两组。第一批中国观察员在记录现场信息后离开；第二组中国观察员秘密记录了整个运送过程。每组都配有隐藏式摄像头，记录分娩过程，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2019年底，除4个采样点因特殊情况未能完成实验外，全国496个点的数据全部采集完毕。这些点增加了温度、湿度、是否有国旗国徽、见证人数、噪音、是否有摄像头等十多个环境参数。

然而，仅仅整理和分析这些海量数据就占据了张维为博士职业生涯的一半。她是这篇论文唯一的学生作者。当她和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一起参加这项研究时，她还是西南财经大学的一年级博士，她的孩子刚刚满月。

确实如此。对于所有参与研究的作者来说，这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高未知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国家公民诚信表现形式不同的原因，和周结合国内和Cohn研究的全球数据发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对衡量公民诚信的指标有显著影响。

这项挑战《科学》论文的研究终于在论文发表4年后，于2023年7月10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2023年7月10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截图。

“幕后英雄”

论文的致谢里有一个100多人的名单。他们是参与实地研究的学生，也是研究的“幕后英雄”。

刚入队时，孔少南是山东大学四年级博士。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认识张琪后，她被推荐加入了家乡北京的研究团队，这个团队对“丢失钱包”的调查有经验。

她告诉《中国科学报》，专业的实地考察不仅需要训练，还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对专业素养、体力和适应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战。

本研究在每个区域设置了50个采样点，很多采样点相隔几十公里。

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采样，因为一旦实验消息泄露，就意味着数据可能被污染，项目只能暂停。

暑假期间，各地酷热难耐，学生们几乎从早到晚奔波于各个采样点。等他们回到学校，宿舍已经关了门，不得不向管理员解释。

回到宿舍简单整理了一下资料后，他们会立刻参与到团队的线上再讨论中。往往讨论完，就是第二天凌晨。

研究中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一次事故给在成都负责调查的张维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调研回来的路上，同学不小心把一个装有重要资料的物品落在了地铁座位上，当时正值高峰期，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幸运的是，当他们在一路奔跑中回到地铁站时，在工作人员那里找到了丢失的东西。是一位乘客捡到后交给了下一站的工作人员。

在为中国公民的诚信发声的路上，他们也被诚信所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