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教育指的哪些人，耕读文化的传统内容怎么写

[历史读书笔记]

作者:邵、李静(均为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耕读”是安身立命、经营家庭的根本之道。早期儒家传统推崇“努力”，轻视“劳动”。孔子回应“樊迟邀学庄稼”时说:“小人徐帆也！如果你给了一个好礼物，那么人民将不敢不敬…怎么用庄稼？”(《论语·鲁兹》)他认为讲究礼义是君子的选择。孟子提出:“或劳动，或劳动；努力的人治理别人，努力的人治理别人；治病的人吃人，治病的人吃人。”(《孟子·滕文公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不同的情况。《说苑》记载“曾子披衣修身。”曾子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不得不在泰山下耕作。颜回还亲自参与了耕作。据《庄子·让王》记载，颜回“郭外有五十亩地，足以赐粥；郭十亩地，足以丝麻。”

后世儒家的价值观从“如何利用庄稼”逐渐转变为追求“耕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耕读观念一直在不断变化和扩大，以适应社会发展。“耕”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劳动，还可以扩展到耕种庄稼、充实庄稼、养家糊口、谋生；“读书”不仅仅是传统四书五经的学习，更是诗书之学，礼义之达，修身养性，以建立高尚的道德。到了汉代，人们开始强化耕读结合的教育思想。书生郑玄，“家贫，客从东土耕，徒有数百”，和学生们一起实践着一种种田与读书相结合的生活。《后汉书·袁弘传》中有“耕者为业”的说法，其中“耕者”寓意一个读书人要像耕者一样勤于学习。《晋书·隐士与》中提出:“好学穷，常以耕田为业。”朱买臣的“负薪读书”和倪宽的“经典除草”是代代相传的励志典故。

三国时期，诸葛亮“倾南阳，冒乱世之险，不求闻达为诸侯”。西晋学者皇甫谧，“生活清贫，俯首五谷修身，以经带农，后学百经之言”。徐淼《家贫，日抱雷，夜吟》。樊龙的“隐居不应受州县之命，白天勤耕庄稼，晚上勤读书”。樊宣“家贫节俭，养养养。”东晋时期，陶渊明“逃鲁归农”，辞官归隐，过着种田读书的生活。“他种过地，种过地，他在的时候还看我的书”。南北朝思想家颜之推强调要教育子女“知农事之苦”，认为“四克归谷之事之道也。夫粮为民，民不聊生。三天不吃东西，父子就没法过日子了。”他在《颜氏家训》中指出，只有通过农业劳动体验生活，才能做一个好官，一个好家庭。士大夫不懂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就“不能治官，更不能持家。”随着颜之推耕读思想的传播，耕读教育对于维系家族企业的意义已经家喻户晓，耕读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唐朝也有很多种田读书的例子。例如，有一首诗说，“有90多个儒生，他们曾经住在这座山上…但有儿孙，可以带经典回荷兰锄”。到了宋代，耕读教育逐渐达到顶峰。“耕读”这个词是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特殊的词而产生的。宋仁宗实行鼓励农耕的政策，农耕教育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苏轼曾自诩为有文化的耕耘者，陆游的诗中也说“有文化的农夫，北窗望灯有和尚”。当时人们认为种田读书不仅可以改变科举的命运，还可以理清人与家庭的关系。比如《李氏长青园》说:“人生是一片广阔的土地，有房住，有田耕，有园池露台访天，有圣贤孙儿吟诗读书，在家里不失声，十分享受。”朱也十分重视耕田，在《劝农》一文中指出:“秋收之后，屋下田地，都要在冬月之前耕完，使之酥脆……”苏辙说:“所有的柴火和水都在街上，你得研究荒废的田地。“兄弟真尽力，邻里不习惯被人白叫贤惠”这句诗，说明他们家有种田读书的传统。南宋人舒邦佐写了一篇家训，说“后人以诗辨，勤以耕读苦”，也是指耕读传家。元代理人郑裕曾写过《耕读故事》，盛赞鲍生“耕读养亲，读书养身”的志向，强调如果人人尽己所能耕读，又有读书的能力，那么人情就浓，风俗就纯。

明代诗人徐伯友有诗说，“半床暮云推枕卧，春雨一犁携书耕”，正好把“耕”和“读”结合起来了。明末清初哲学家张履祥在“耕读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文人以农为耻，“只是因为文艺的体制，所以比赛往往飘到最后，以农为耻并不可耻。”他非常重视“耕”与“读”的结合，提出无论是农民还是学者，都要既耕又读。你耕田，你就耕田；学了就学力学。要知道“读书弃耕，饥寒交迫，耕者废书，礼义必亡”。思想家颜元非常重视“学以致用”，要求学生学习农学知识。他认为劳动可以“治心”，“修身”。“君子能活于世，甘于厌衣粗食，甘于苦干，则无所失。”理学家孙奇峰在《逍遥堂家训》中谈及“樊迟问庄稼”时，为后代提出了“无耕者，无读书人助”的观点，希望他们以耕读传家。耕读相结合，不仅拓宽了教育的社会基础，促进了读书人的自立，同时也成为培养其品格、磨砺其心智的重要途径。

晚清名臣曾国藩一直把耕读教育作为治家之本，强调“以耕读为根本，方为长久之计”。他指出“耕读之家，可延五六代；孝之家，可以十代八代…所以我希望是一个培养孝心的家，而不是官家。”曾国藩强调:“我的子侄们正在工作和学习…他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收集柴火和粪便；你还应该时不时地学习一些像在田里种庄稼这样的东西。”这说明，当时的“耕读传家”不仅把种田列入了教育范围，而且把日常生活和日常礼仪也列入了教育内容。

《光明日报》(2022年7月4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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