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的托育，呼唤“众人拾柴”

2019年保育教育“国标”落地，于是成为各机构的目标。

这两年机构发现，获得备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评估标准的简化和行业人才的稀缺，让摇摇欲坠的育婴师行业雪上加霜。

拓宇赛道的春天何时到来？为此，蓝鲸教育采访了三位育婴师行业的从业者，试图了解育婴师机构的发展困境和解决方案。本文是苗圃主题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请参考《“三孩”概念火热，如何解冻千亿托儿所市场？》

归档困难

在接受采访的三位员工中，重庆只有“惠大和”品牌创始人颜的两所幼儿园有备案，园区工作人员把备案打印出来挂在最显眼的位置。机构拿到备案无疑是一种荣耀。截至2021年6月30日，全国仅有4000余家机构通过备案。据了解，即使是在托幼行业发达的北京，到2021年底，全市500家托幼机构中只有80家左右通过备案，占总数的不到20%，2021-2023年被评为北京市托幼服务示范单位的托幼机构也只有45家，不到行业的10%。

从制度上看，备案意味着制度合规。在盈利困境中，从业者在备案后也会希望得到一些政府补贴，所以大部分机构会积极申请备案。然而，获得一项记录是如此困难。除了机构本身的内功不足，也有从业者认为大部分机构都无法达到评价标准。

爱乐分公司CEO李聪认为，备案保育教育的标准是以幼儿园标准为标准，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挑战。比如0-3岁孩子的户外区域就比较严格。“第一，上海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室外场地不是完成合规备案的必要条件；第二，不容易找到一个室内室外的学校场地。既要考虑市场需求，又要考虑客户的方便，还要有足够的室外面积。国内商业建筑大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三，户外费用高，会导致学费更高。如果把室外的费用加到定价里，我们公园是走不了全包路线的。如果不走普惠路线，就违背了爱乐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杜菲托儿所品牌的创始人文立也承认，户外对于托儿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婴儿需要自然环境的滋养。但根据机构条件，可适当放宽，改为相邻的园林或其他户外活动。

他们的态度显示了保育机构的区域发展特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水平，提供托儿服务并不只有一个标准的解决方案。文立认为:“苗圃行业需要本土化经验的沉淀。在安全、营养、健康的基础上，鼓励机构根据市场需求自由探索服务模式。”

事实上，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关注这一点。计划生育协会2022年工作要点指出，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多种模式的托幼服务。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人大代表郑欣荣也在提案中提到，托育机构的“自上而下”和评价标准的简单化，遏制了民间探索的创新性和多样性。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部门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照标准过严、判断生硬的现象。比如在文立看来，强调严格的师幼比等数字意义不大。护理环境中的人际氛围、护理过程的质量以及社区和家庭之间的互动等感性因素应得到更多的考虑。业内正在呼吁备案审查流程综合考虑更加多元化和人性化的标准。

不能留下的护士

行业还在挣扎，从业者不能高枕无忧。文立在参与创建杜菲保育院之前，曾长期在一家儿童公益机构工作。“开始做托儿后，我深刻体会到了护理从业者和报酬之间的巨大错位。”

一方面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根据文立的描述，幼儿园老师的工作主要是照顾和陪伴孩子。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一天的社交仅限于公园里的小朋友。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很大的消耗。

另一方面，行业薪酬不高，认同感和获得感较低是普遍的现实。在文立的园内，一名幼师扣除五险一金后的月薪约为6000-7000元，园方提供三餐和宿舍。“像我们这样的私立托儿所在体制内没有任何保障。多次疫情导致园区生存压力大，无法开高薪。”

除了报酬，外界对护士的误解更让人难以忍受。在很多人眼里，护士往往是“学历低、家庭条件差、能力平庸、社会地位低”的代名词。他们缺乏与体制内教师一致的基本福利待遇，得不到与付出相匹配的认同感和职业自豪感。

此外，还存在培训体系不完善、就业门槛低等问题。长期以来，高职院校没有专门针对护士的专业，婴幼儿护理服务与管理专业2021年才出现在高职院校专业目录中。目前幼儿园招聘的老师一般来自学前教育和幼儿教育。育婴师行业还没有建立起基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和就业门槛。像颜这样有学前教育研究背景的创始人，大多倾向于培养自己。

燕园林有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据她介绍，上岗前，老师要先进行一个月的强化培训，拿到初级育儿师证书，这个是自己定义的。随后，老师去公园实习，不断接受考核。寒暑假期间会举办晋升培训，并向中高级育儿教师阶段演进，既规范了教师行为，又让教师清晰地认识到规定背后的理论支撑。

并不是每个园都有这么完美的设置，培训的缺乏和就业门槛低加深了对护士的刻板印象。2017年，上海携程亲子园老师被曝虐童，疑似给孩子喂芥末引起社会广泛谴责，这是从业者职业素养低下带来的恶果。恶性事件影响行业，只会让家长对育儿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托儿所人才的招聘变得越来越困难。有机构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意向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有的学生选择考研，有的选择考公办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幼儿园工作真的没办法。而托幼机构，连保底就业选择都不在名单上。数据显示，到2025年，育婴师缺口将达百万，如何弥补这一缺口还是未知数。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招聘到老师，在目前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也很难留住他们。

护士的高流失率一直是托幼机构头疼的问题。在颜看来，如果教师更换过于频繁，教学质量就无法提高。0-3岁的孩子，在陌生的环境里，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给自己安全感。想要留住老师，除了提高待遇，明确的晋升机制也必不可少。

为了减少流动，她建立了教师晋升制度。从大三到助教，再到主课和讲师，可以自由选择走教研路线还是主任管理路线。相对来说，职业发展路径更加多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她的托儿所业务有整个教育集团做后盾，老师们能感觉到有更多的成长发展机会。然而，在更多的中小型托儿所，远没有这样的条件。总的来说，育婴师人才供给并不乐观。

春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尽管文立一直在赔钱，但他想再坚持一次。“我有多年的幼儿教育经验，是一名母亲。我知道女性就业必须靠育儿来保证，所以还是有理想主义的因素来支撑我从事这个职业。”颜也有同样的想法。她认为儿童保育具有社会价值。“我只能认暂时的损失。”李聪也认为，育儿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一方面，育儿解放了老人和母亲的时间。老人需要有自己的晚年，母亲需要有自己独立的职业，重新融入社会；另一方面，托儿所重塑了城市孩子智力发展的启蒙环境，精细化、专业化的教育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但未来不能只靠理想和爱来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市共有520家提供托幼服务的机构，其中95%以上由社会力量举办。社会力量是举办幼儿教育的重要主体，应该得到更多力量的支持和发掘。

在顶层设计方面，郑欣荣表示，希望政府转变角色和职能定位，不仅注重行业标准的制定和评估，更要对育婴堂行业进行赋能和扶持。避免用单一的标准来约束多元化的机构，而是为育婴师行业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文立在儿童公益方面有多年的经验。因此，杜菲拓宇借鉴了四环游戏集团“家长参与，社区互利”的原则，赢得了家长和社区的支持。在她看来，杜菲托儿所四年来的创业经历表明，托儿所要接地气，家长和社区是托儿所快速发展的“源头活水”，不宜盲目追求高标准和一刀切的管制政策。

郑欣荣还认为，社区是托幼服务的重要支撑，托幼的发展对策可以放在社区儿童福利的大视野中考虑。建议有关部门重视社区托养机构的有利环境和人力资源条件，将政府支持的儿童之家建设资金以合理方式划拨给社区托养中心，以政府购买的方式支持托养中心承担社区育儿支持。

人才方面，更多的扶持政策也在路上。如2021年发布的《北京市2021年托幼行业护士技能提升示范培训工作方案》中提到，对接受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人员，按照每人1000元给予培训机构补贴，并强调加强托幼机构从业人员培训。

同时，在北京两会上，有代表建议卫健委与社区护理机构合作，招聘社区妈妈和老师，并提供培训补贴。通过托育机构集中培训和实习的双重培养模式，可以缓解托育人才短缺的问题。并且，鼓励高校开设育婴师专业，打造专业化育婴师人才队伍。据了解，北京城市学院引进了一批国外高校和国内著名早教机构的专业人才，正在组织力量积极申报。

行业方面，需要更多的尝试。近日，新东方首家育儿机构新东方国际儿童成长中心在武汉开业，预计9月正式开课。巨人的行动显示了行业的趋势。在K12公司转型的道路上，也许寄养才是待开发的蓝海。

虽然育婴堂行业目前还没有找到可以快速复制的模式，但颜认为，不同类型的从业者涌向赛道，总是一件好事。可以培养家长对托儿所的认同，探索更可行的商业模式，行业或许能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展望未来，文立认为苗圃产业链仍有机会。例如，大多数组织缺乏易于使用的信息系统来进行信息整理和反馈。“头部企业有技术和资金优势。如果能开发出一款性价比高、更多中小企业用得起的APP，无疑会给行业带来积极的改变。”

总的来说，从顶层设计到制度探索，托育行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元化的力量共同努力。

本文来自蓝鲸教育